很多人觉得真正的高考高峰尚未到来，最拥挤、竞争最激烈的阶段将集中出现在2032—2035年左右。这一判断看起来足够直观、足够自洽。因为2014年至2017年，中国出生人口连续多年维持在1600万人以上，特别是2016年，在“全面二孩”政策刺激下，出生人口一度接近1800万。按照“18年后进入高考体系”的简单推算方式，这批孩子走到高考门口的时间，正好对应2032—2035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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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判断默认了一个前提：出生人口可以被直接等同为十八年后的高考人数。但这种“直线外推”的方式忽略了出生人口与高考人数之间，实际上隔着一整套复杂的教育结构、家庭选择与制度变迁。如果简单地把出生数据当作高考规模的等价替身，那么围绕未来十年的许多教育判断和焦虑，就建立在一个并不牢靠、甚至已经发生变化的逻辑基础之上。

当然，人们相信2032—2035年是高考高峰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它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觉经验，也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对教育与人口关系的基本认知。首先，高考人数的“基础盘”来自出生人口，只要出生人口规模足够大，十八年后走到高考门口的潜在人群就会随之扩大。其次，2014年至2017年确实构成了中国近二十年来一个罕见的出生高位区间，出生人口连续多年维持在1600万人以上，将这批人群与2032—2035年的高考年份对应起来，并无明显漏洞。

可是问题恰恰埋藏在这种“过于顺畅”的逻辑之中。高考不是出生人口的自然延伸，更不是一条没有分叉的直线路径，它是一个高度结构化、不断筛选的过程。也就是说，出生人口所决定的，是“可能走到高考的人数上限”，而不是“最终实际出现在高考报名表上的人数”。这两者之间不是一条毫无损耗、笔直通行的“传送带”。

应该讲，大家容易形成“出生人口≈高考人数”的直觉，是因为在特定历史阶段，这条路径确实足够笔直。独生子女时代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呈现出高度一致性：上普通高中、参加高考、尽可能进入本科体系，这是一种不需要反复权衡的默认选项。因为高度同质化的教育路径，我们才可以用出生人口去推算未来的高考规模。

不过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了，高考的“到达率”在从一个近似常数，逐渐变成一个可波动的变量：从初中到高中，从高中再到高考，越来越多的“隐性分流”在发生，有人在升学节点选择了不同类型的高中，有人在高中阶段转向单招、贯通培养或其他路径，还有人提前放弃了高考。

2）

另外，当家庭结构转向二孩乃至多孩之后，即便是中产家庭，也会逐渐考虑教育路径的多元化，他们不再全员死磕高考，对单个孩子学业失败或偏离主流路径的容忍度也会明显提高。

多种因素叠加，导致高考的“唯一性”被削弱，高考人数不再与出生人口呈正相关关系。中国高考人数的历史性峰值可能不是很多人预期的2032—2035年，而是已经提前显现在2024—2027年前后。原因在于，现在高考仍然具有极强的“兜底性”和路径唯一性，大多数学生无论成绩高低，都会选择坚持到最后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高考人数不往上涨，并不意味着竞争消失。2032—2035年一定还是“很卷”，但这种“卷”更多来自结构性竞争，竞争的核心不是谁能挤进考场，而是谁能在不同路径、不同层级的分化中，占据更有利的位置。

话讲回来，高考肯定不会在短时间内变得轻松，仅仅是它所承载的压力形态发生了变化。理解这一点，学校才不至于在培养目标上发生错位；学生也才不会在并不匹配自身能力与取向的竞争中长期硬撑。

“卷”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仍然用旧时代形成的逻辑，去理解一个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教育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