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4月30日去世的美国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兼电影导演保罗·奥斯特与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.M.库切有过长达三年的通信，而且还大部分是手写信或传真件。库切比奥斯特大七岁，他们探讨了诸如友谊、文学、球赛、图书馆、巴以问题、金融危机之类的话题。
在写于2010年8月18日的一封信中，库切谈到他十六岁购买的一套《战争与和平》时说：“这本书于1952年由理查德·克莱父子印刷厂印制而成，之后被运到位于伦敦某地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库房里，接着被派送到好望角的出版经销商手里，再辗转到朱塔的书店，最后才到了我的手里。”据此，库切认为，“我和这本书的感情很深很深”。
读到这里，我一下子理解了库切的意思。这种深厚的感情，并非证明库切的写作受到了托尔斯泰多大的影响，而是说，有了这本书的“辗转反侧”“溯洄从之”，此书本身与库切发生了紧密的精神联系，书的内容反而已经不太重要了。在过去，这是少年时代非常重要的经验，至少我有过这样的体验。随着下载文档的普及，以前的经验可能就要作古了。
1990年代，我去南京上学时，身上仅带了两本书，除了一部武侠小说，另外一种就是陶今雁教授所注的《唐诗三百首详注》。这本书是从我大舅舅家淘来的，我对古诗发生一点点兴趣，完全要归功于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这所出于兴趣报考的工科学校里，完全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，知道“非均相物系分离”有哪几种方法，对我而言的意义是什么？反而，我对各种古文、古诗来了感觉，这大概是人在青少年时期绕不过去的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“审美阶段”。
我依然记得，有一段时间，在宿舍熄灯、大家睡觉时，我经常独自跑到亮着灯的宿舍楼一楼公共盥洗间——是的，整个楼道的人都在那里上厕所、洗漱、洗衣服乃至冲冷水澡，兴致盎然地阅读并背诵《唐诗三百首详注》。读到“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”，遥想自己已年老，再听身边水流潺潺，恍然感觉盥洗间在下雨。多年以后，网络上把“阅读并背诵本文”当作少年时代的噩梦之一，我想，如果是出于兴趣的背诵，断然不会如此。
我清楚地记得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我把这些诗歌基本上都背出来了，而且把注释也看了个遍，虽然不会写诗，但自我感觉古典诗歌水平稳居楼道第一。很可惜，等我毕业，收拾几箱子闲书之际，才发现这本1980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唐诗三百首详注》，居然与贾平凹的《废都》一起不知所终。临近毕业，空气里都是离愁别绪，我懒得去追究哪个恶作剧同学的责任，反正想追究也无从追究起，就让它散落天涯也没什么不好。
后来，我当然还看过很多《唐诗三百首》的注本，也许有的还比陶注本高明，然而我捧读之时，始终找不到那种如饥似渴、被深度吸引的感觉。直到大宝对古诗也发生一点兴趣，我又不想拿着手机教她时，才想到从旧书网上去淘那册《唐诗三百首详注》，很幸运，居然被我淘到了。一样的封皮，一样的纸张，差不多的陈旧程度，让人感觉，这本书在外兜了二十多年后又回来了，虽然我知道这并非同一本。
这确实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感受。这种感受，据我看来，只能是来自于时间的沉淀。时间把我们的所有经历乃至于经历的一切，都雕刻成了一件艺术品，其中还附着了它不应有的光芒。比如对《唐诗三百首详注》陶注本的执念，或许只是我对青春的某种怀念？是否真的如此，只是我的一个猜测。就像库切在最后一封致奥斯特的信中写的那样：“世界无时不在彰显其神奇之处。我们继续学习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