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一假期临近，又将迎来婚礼高峰期，“彩礼”又成为绕不开的话题。
一方面，关于彩礼的吐槽、讨论仍然火热；另一方面，也有年轻人开始行动，纷纷“爆改”婚俗，比如取消繁文缛节，试图摆脱彩礼对婚姻的捆绑。
婚丧嫁娶，人生大事，婚姻话题注定会得到社会长久的聚焦。而文明婚俗，到底应该变成什么样，又该怎么倡导，也足以引人深思。
令人望而生畏的天价彩礼
讨论婚俗，一个离不开的主题就是彩礼。
彩礼的出现，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根源。早在典籍《仪礼·士婚礼》中就有记载，婚姻的成立有“六礼”的程序，其中的“纳征”就是指“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”。给予一定的财物，是为了讨个吉祥如意的彩头，也是一种表达恪守契约的承诺，这本身是符合普遍的人类心理的。
但是这种礼仪性质的彩礼，在不少地方蜕变成动辄超出人均收入数倍的高额彩礼，“礼”已经成了不堪承受之重。有学者根据网络大数据统计，当前彩礼的全国均值约为7万元，不少省份均值已经超过10万元甚至达到20万元；今年3月，焦点访谈走访山东聊城莘县一户家庭，订婚彩礼要30万元还不算车房。彩礼之高可见一斑。
而因为彩礼引发的纠纷甚至刑事案件也时有出现。今年1月，有媒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“彩礼”，共有176556 篇相关结果，其中7042篇甚至为刑事案件。这些案件，大多围绕着彩礼定义、婚约破裂后彩礼划分、是否涉及财物诈骗，等等。
可以想象，天价彩礼早已脱离了人们表达心意的范畴。彩礼哪怕客观存在，也很难说是完全自愿的了。其中的当事人，早已经一肚子苦水。
日前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47.1%的受访者认为彩礼要根据双方经济条件而定，37.4%的受访者认为有个好彩头即可，48.6%的受访者支持女方将彩礼以陪嫁形式返还小家庭。可见，人们都希望彩礼能够回归本位，而不是家庭的重负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份调查的受访对象中，男性占38.3%，女性占61.7%——女性占多数。由此可见，不少女性虽然是彩礼的受惠一方，但也希望彩礼能够更理性一些。
说白了，风俗对彩礼的裹挟、家庭对金额的看重，“受害者”并不只是付出彩礼的一方，而是相爱的双方。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。
婚俗改革是个长期课题
围绕着彩礼的婚俗改革问题，近些年逐渐得到高度重视。
2019年，中央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一号文件中首提治理“天价彩礼”。2020年，民政部印发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。2022年，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《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。同年，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，也提到“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，破除婚嫁大操大办、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，倡导积极婚育观念”。
与此同时，各地也结合本地实际，开始进行种种探索。但从结果看，效果各有千秋。
有些效果不错。比如今年1月的江西全省民政工作座谈会就提到，抚州“婚丧改革可圈可点”，“彩礼下降幅度全省最大”。据报道，抚州的做法包括：对彩礼设置限额标准，不能超过具体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；市里发布一系列农村彩礼治理的细则，下发到各县和乡镇后，由各村书记给村民做宣传引导；各地设置道德红黑榜，如果某户出现高彩礼，就会登上黑榜，而选择零彩礼者会上红榜作示范。
但有些引发了争议。比如今年2月，江西崇义规定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家庭子女可在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。这种将彩礼直接和教育资源挂钩的做法，引发了人们关于教育公平的焦虑情绪，被很多人视为“步子太大”。
另外，不少地方对婚宴酒席出台的严苛管理，也引发了相当多的关注。比如近日，重庆南川区个别社区要求居民办婚宴需提前10天申请报备，除结婚酒、丧事以外的都属于无事酒，一律禁止滥办等，遭受了不少质疑。之后相关部门回应称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，停止不当做法。
归根结底，婚俗改革之所以“难办”，是因为它处于公事和私事相结合的地带：婚姻是家事，但婚姻又受到社会文化习惯的裹挟；既不能一杆子碰倒个人权利，又要保持一定的社会管理力度。这中间的治理尺度如何拿捏，需要非常细致的考量。
加之婚姻市场上性别结构失衡，这一大形势在短期内并不太容易缓解。围绕天价彩礼的种种，也就碰到了坚硬的现实内核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婚俗改革依然任重道远，需要相关部门拿出绣花的功夫，从细节处着手，一针一线织就理想的社会图景。
年轻人或许有自己的办法
“我的婚礼我做主”。事实表明，人们可以相信年轻人，他们终究会为面临的困境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办法。
据报道，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开始流行“四无”“六无”婚礼：无接亲、无车队、无伴郎伴娘、无不熟宾客、无司仪、无堵门游戏、无生硬仪式、无父母操办……总之，一切都无需遵循固定模式，新人和来宾的体验感和舒适度比什么都重要。
在网上一个关于“四无婚礼”的投票中，一共4万多人投票，2.4万选择了“能接受”，占比超过一半。
可见，年轻人自己也希望婚礼简简单单，少一些摆阔和束缚，没必要那么沉重和浮夸，以至于成为双方及其家庭的负担。
这也说明，文明婚俗的实现并不一定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展，变化的种子其实也在每个年轻人的心中。他们才是婚姻中最直接的当事人，某种程度上说，他们自己的态度，或许才是有决定意义的。
当然，现阶段年轻人的“四无婚礼”等，或许可以部分地改变婚俗，要说从整体改变天价彩礼等一些风气，恐怕还不现实。但这至少让人看到了一种可能。
公共政策如果能够和年轻人的心态形成有效互动，引发一场由年轻人主导的社会文化之变，那么天价彩礼的解法，或许也蕴含在其中了。
就像在前面提到的那个调查统计，60.5%的受访者希望全社会形成文明嫁娶的新风尚。可见，年轻人心中对什么是理想的婚俗也早有清晰的看法。
这种社会心态，如何通过教育、引导，最终落实到对婚俗形态的重塑，值得相关部门考量，也值得我们期待。